改造陈白露们

教养院还组织妓女看曹禺的话剧《日出》。

“1000多人排着队走去剧院。好像不算太远。”时隔60年，陈心濂一时想不起来是去的哪家剧院。

她记得，在灰白的大街上，妓女们穿着妖艳的旗袍，扭着腰排着队，一路上遇见老相好的，还飞眼。教管员们看见了，生气道：严肃点！她们就嗲声嗲气地哼一声：哟！

但是在幽暗的剧院里，许多妓女都哭了。故事里有她们的生活。

观剧之后，教养院组织小组讨论，妓女们开始抹着眼泪主动诉说自己的身世。

最难改造的是“头等妓女”和“二等妓女”，她们人数多，风华正茂，有点文化，学过吹拉弹唱，接待的都是达官贵人、资本家、美国军官之类的中上层人物，收入颇丰。对她们来说，仿佛无苦可诉。

据作家柯岩回忆，教管员们从三四等老病妓女中请了一些人来和她们谈心。

老妇们先对她们发出赞叹：姑娘你好漂亮！接着顾影自怜一番：谁没有过花一样的年纪呢？随后说：不错，姑娘们现在是有模有样，可人无千日好，花无百日红，你们能年轻多久？“你知道八大胡同当年有个喜连红吗？——那就是我。”

原来这些老妇都是当年在八大胡同红极一时的名妓。她们回忆起当红时的风光和得病之后沦为四等妓女的惨痛，号啕大哭。

教管员们还带这些头等妓女和二等妓女去参观三、四等妓女住的“白房子”“老妈堂”“烂土坑”。

“我们所里有六个头等妓女，都是苏州的，有的是逃难来当的妓女，有的是被拐卖的，后来她们和别的妓女一样，自己组织起来烧水，打扫卫生，安排值班表。我们就很省心了。”裴棣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

诉苦运动之后，教养院安排了对个别恶劣领家、老板的批斗会。“最大的一次，是斗争外号叫‘母老虎’的领家黄宛氏和妓院老板‘活阎王’黄树清的大会。”张洁珣回忆，“批斗会上，有妓女要冲上去打他们。”这两个人最后被判处死刑。在执行死刑之前，教养院特地安排囚车从教养院门口路过，妓女们激动地喊口号“打倒母老虎、打倒活阎王”。执行枪决时，也派了妓女代表去刑场观看。

除了教养院，社会上许多组织和个人也前来帮助妓女进行改造。剧作家洪深亲自给妓女们排戏《千年冰河开了冻》，为了一句台词的语气，一个手势的高低，累得寒冬腊月里满头大汗。

1950年春节后，这出戏在鲜鱼口华乐戏院(即后来的大众剧场)演出，连演一周，一天两场，戏票总被一抢而空。据说抢购戏票的人群中，有不少是想来重温旧梦的“老客”。

因此出色的表演，有好几位妓女后来都被国家剧团吸纳为演员。

不久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纪录片《烟花女儿翻身记》，由妓女们自己演自己的生活。有一次拍两个妓女夜里搬梯子想跳墙逃走的情景，拍了好几条都不行。休息时她们说：演逃跑，抗拒政府，太丢人了。

据葛翠琳的文章回忆，有一天，妓女们住的屋子突然塌了一面墙，这才发现，原来墙里面隐藏着一个秘密的小门，直通外面的胡同。但是没有人逃跑。

重返社会

半年后，改造工作基本结束，妓女们可以由家人领回家,可以出去结婚,也可由政府安排工作。但是教养院也有一些条件。

“家里来接的，一定要有当地政府的介绍信。结婚的对象一定要有正当职业，不是无业游民。而且保证生活，不能再做暗娼。”张洁珣说。“到1950年6月底，有596人与工人、农民、摊贩结婚，379人被亲属领回家，有62人被吸收进剧团和医院，最后剩下209人，政府为她们买了82台纺织机器，办了一个新生棉织厂。”

裴棣因此怀孕，提前离开教养院，1955年又随丈夫到新疆工作。1959年，她回北京办事，到中山公园看淮北抗洪的展览。“上面有张大照片，看起来特眼熟，后来发现就是我所里的一个河南小姑娘，她在苏北救灾当了英雄模范，挺好的。”

时隔不久，裴棣又在电车上偶遇了另一名妓女学员。她身穿灰白干部服，很自然地与裴棣打招呼，说话与姿态已毫无当年的风尘痕迹。她笑说她后来学了医，在同仁医院工作。

当时的社会对妓女多怀同情之心，能平等看待，但也有人心怀疑虑。在张洁珣的印象中，有一个妓女学员叫张金香，年轻貌美，有一副好嗓子，人称“郭兰英”， 后被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招走。但1952年，她又被公安局当野妓收容，嗓子也坏掉了。“据说是剧院里有人看不起她，怕她有病，总和她保持距离，后来就跟嫖客跑了，沦为野妓。”张洁珣如今回想起来，仍一脸遗憾。